周大伟:“红色海洋”中的童年记忆

特色文摘 2021-04-13 06:23:42

  

  1990年代初,我在美国读书。父亲不知从那里听说,当年的大多数海外留学生们因为读书期间囊中羞涩,一旦汽车出了小毛病,通常都能自己动手修理修理。于是他万里迢迢从北京给我寄来的一本旧书,一本由机械工业出版社早年出版的《汽车修理常识》。


  一天,我那辆廉价的本田轿车左侧前大灯出了故障。我顺手翻开这本书的“灯光故障”一节,书中的相关内容则令人忍俊不禁。书中写道:打开大灯不着(注意,这里用的词是“不着”,而不是“不亮” ——作者注),请不要着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黑体字)问题可能出在以下几个方面:1、灯泡坏了;2、保险丝断了;3、其他电路系统故障 …….


  在这本书的封底,我注意到,此书的出版年代是1968年。这一年,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举国都在唱红歌、唱样板戏、跳忠字舞。


  1968年,我正在北京一所小学里读二年级。那是个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无休止的群众集会、游行、武斗暴力、抄家、民间私刑,都曾映入过自己涉世不深的眼帘。我们小学的课本里大多都装饰着毛泽东的语录和诗词。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我们当时的班主任,一位容貌秀美的女教师,用一种她特有的教学方法来引导我们这些孩子们熟记毛泽东的那些诗句。比如,老师问:“同学们,春风杨柳多少条啊?”同学们答:“万千条”;老师问:“那六亿神州怎么摇啊?”同学们答:“尽舜尧”。


  我们只知道熟记这些诗句,具体诗句的含义并不太理解。不仅我们小孩不理解,好像一些成年人们也不太懂。比如,毛泽东的这首诗里还有一句:“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意思是说,这么好的山水有何用,名医华佗连个小小的血吸虫都没办法),曾有人发现,这两句诗书常常出现在某些人民公社卫生院大门的两侧。


  “红色海洋”几乎蔓延到全国的各个角落。普通居民去商店买日用品,需要和售货员对答毛泽东的语录。售货员说:“大海航行靠舵手”,顾客必需答:“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售货员说:“不要吃老本”,顾客应该回答:“要立新功”。答不出者,有时家用日用品也买不成。


        军队的做法更为极端,据解放军的老兵们说,海军的军舰上的操舵兵与舰长当时的口令也被更改了,舰长下令:“左满舵”,士兵回答:“保卫毛主席!”舰长下令:“右满舵”,士兵回答:“打倒刘少奇!”


        空军的飞行员在天上飞行时和地面指挥台之间通讯的口令也被一首毛泽东的诗词代替了,地面指挥问:“天气如何?”飞行员答:“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 地面指挥问:“航程多少?”飞行员答:“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那个时候,人人都会唱一首歌,歌词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在这个地球上,用如此语言来赞颂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主义,恐怕已属空前绝后。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正是整个世界经济和科技急速起飞和转型的重要年代。可是,亿万中国人却在这荒唐可笑的“瞎折腾”中耗费了十年宝贵的光景。那个年代,大学已经停办了。学生们从小学到中学都学不到什么像样的文化知识,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从小就要去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刘少奇、林彪陈伯达、批孔老二、批宋江、批邓小平的右倾翻案,导致整整这一代人出现文化断层。以至于1977年大学恢复考试时,答卷笑话百出。例如,历史试卷里有一道题问:“请说出四大家族的名字”。有个考生的答案是:蒋介石、宋江、孔老二和陈伯达。还有一道题目是:“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有位考生的回答是:没有好学大寨的经验(大寨位于山西省昔阳县,是文革期间农村人民公社的先进典型)。


  1968年,美国的比尔盖茨13岁,正在西雅图读中学。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对电脑软件产生了强烈兴趣并开始自己编写出第一个电脑程序。要再过16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才在上海摸着一个叫李劲的小男孩的头说:“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


  1968年,台湾的邓丽君16岁,正在大陆人民视为“水深火热”的台湾参加台视《群星会》节目演出,并准备出版发行自己的第四张唱片,她每天还在台北夜巴黎等剧场登台演唱一些至今还有些“领导”称之为靡靡之音的歌曲。这些歌曲在十年后传入大陆。大陆的人们这才发觉,这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样的美妙歌声。


  一年后的1969年, 美国航天员在月球登陆。那一刻,全世界为之振奋。但这个地球上的八亿中国人当时竟对此一无所知。他们还无比幸福地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红色海洋”中 —— 唱红歌、讲红段子、唱样板戏、跳忠字舞。


  当时,我们天天高唱的“红歌”,一首是《东方红》、一首叫《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有一首叫《国际歌》。


  《东方红》的歌词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原来我们一直以为这首歌是专门为了歌颂毛泽东而创作的,很多年后才知道,它最初来自一首格调不太高的陕北情歌,原歌词是:


骑白马,跑沙滩。你没有婆姨呀我没汉。咱俩捆成一嘟噜蒜,呼儿嗨哟,土里生来土里烂。


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也顾不上。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一首雄壮威武的军歌,歌词内容主要是解放军的军纪要诀。记得其中有一句“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持要除掉”,每当唱到这一句,男生就故意唱得声调很响很怪(其实他们还不懂得什么是调戏妇女),女同学则觉得很窘很难过。


        原来我们一直以为这首歌是红军的原创歌曲,很多年后也才知道,这首曲子最早来源于德国军歌《威廉皇帝练兵歌》。在中国,它被多次重新填词,几代传唱。甲午战争后,全国各地纷纷模仿西方军队的建制来演练新兵,这首德国军歌就在这时被引入中国,并改名为“皇帝练兵歌”。


        袁世凯曾用这首歌在天津练兵,改歌名为《大帅练兵歌》。当时的歌词如下:“朝廷欲将太平大局保,大帅统领遵旨练新操。第一立志要把君恩报,第二功课要靠官长教 ……”


  《国际歌》是法国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留下的歌曲,被称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圣歌。曲调庄严而悲壮,通常在大型集会游行结束时或重要领袖人物逝世时由人们齐声高唱。其中最经典的歌词是:“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列宁曾高度赞扬这首歌,并告诉人们:一个无产者,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凭着《国际歌》的歌声,就可以找到自己的朋友和同志。不过,事实不是如此浪漫。1990年底的一天,我在美国纽约的中央火车站里遭遇一个“黑人无产者兄弟”的敲诈勒索,内心十分沮丧。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我想起了列宁的那句话,不由感到万般苦涩。


        我自己当时也是个“无产者”,我料定用《国际歌》的歌声无法打动这位黑人“同志和兄弟”。同时也略感幸运:我们今天还算是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假如某种暴力革命降临,这些“同志和兄弟”将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何等疯狂的猛兽和暴民,别说敲诈勒索,到那时,在“革命”名义下,烧杀抢劫都可以被视为正义和合法。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深圳蛇口工业区里,掌舵人袁庚邀请香港大学一位教授给员工们讲课。这位教授脱口讲到,他发现,大陆人民经常唱的两首歌的歌词有问题,比如,《东方红》里唱“他是人民大救星”和《国际歌》里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之间是矛盾的。


        讲到这里,他发现台下的听众们的神色有些惊恐。他抱歉地问袁庚主任,自己这样讲是不是有些冒犯。台下的袁庚从容淡定、目光如炬,大手一挥:“你不用害怕,接着往下说吧!你说完了,我来给你消毒。” 


        听众笑了,他们从此不再为此类言论惊恐。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开端,最初就是来自这点点滴滴的融冰。


  在文革后期,有人创作出一首名叫《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歌曲,江青等人要求全国各地齐声高唱这首歌。整个歌曲就像在高喊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 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


        今天回想起来,就像是一个在最后挣扎中的怪兽,不停地用高唱赞歌来给自己注射兴奋剂或强心针。政治嗅觉敏感的人说,这种唱法,对“文革”而言,显然是个不祥之兆。


  文革结束30余年了,但“红色海洋”的余波仍在荡漾。两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听到在北京刚上初中的小外甥在家里练唱从学校里学来的现代京剧样板戏选段“誓把反动派一扫光”。他对歌词的含义几乎无知。我问他:“什么是反动派?”他说:“是那些思想反动的人。”他反过来问我:“为什么要把他们一扫光?”


        我当时感觉茫然。该如何回答他好呢?是应该告诉他过去的反动派很凶猛你不扫光他他就要扫光你呢?还是应该告诉他今天的反动派不仅不需要一扫光反而大家可以坐下来协商谈判呢?还有一个让我自己也不寒而栗的问题:像你舅舅我这样的人是否也属于“反动派”呢?


        我真不晓得,教育部门和学校为什么如今还要把这类含有暴力色彩和概念误导的唱段灌输这些天真的孩子们?


  2004年初春的一个傍晚,由熟悉中国现代史的美国人卡玛等人摄制的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在旧金山日本城的Sundance剧院举办一场首映活动。这部纪录片以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音乐开场,音响轰鸣、震撼人心。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是:“对许多人来说,革命已经终结了,乌托邦已经破灭。但是,毛的幽灵从来没有远去”。影片结尾时,作曲家将两首著名的红歌——《我的祖国》的悠扬管弦乐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突兀键盘乐奇怪地混杂在一起,似乎在提示着这个历史悠长的国家在转型途中总是坎坷踉跄的宿命。


  放映结束后,纪录片编导卡玛和她的丈夫Richard Gordon(中文名高富贵)登台接受观众们的提问。我在现场注意到一位近50岁的中年男人说道:“看了这部纪录片,感觉到文革时人们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现在已经找不回来了。” 作为编导之一的Richard Gordon(高富贵)先生用流利的中文反问道:“的确有那么一种精神。问题是:这是一种什么精神?我们今天是否还需要这样的精神?”


  接下来,全场观众陷入沉思。

  

  2011年7月4日草于美国加州

周大伟,江苏无锡人。先后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法律系(1983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1986年)和美国伊利诺大学法学院(1993年)。

Copyright © 杜马盖地自驾游价格联盟@2017